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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人为什么喜欢唐代

门阀消亡,不仅是唐代,更是中国历史中最大的草蛇灰线

真实的唐朝

文/徐瑾

发于2019.5.20总第899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
如果你问中国人,最喜欢古代哪个朝代,多数人都会说唐代。

这个答案,其实也不意外。说起唐代,总是给人盛世气象,现在世界各地的华人聚集地还是叫唐人街。不过,如果更深入地审视唐代,会发现不一样的局面。

大家谈论唐代,并不是整个唐代,多数谈的是初唐。唐代历史大概300年,以安史之乱为转折点,算起来中晚唐的历史其实比初唐更久,却少有人谈论。复旦历史学者仇鹿鸣的新书《长安与河北之间》,可以说是弥补了这段空白。除了运用传统史料,这本书还通过墓志与碑文等新材料,梳理出了中晚唐的政治文化变迁。

多数人对安史之乱后的唐朝的印象往往是模糊的“衰落”。然而,你仔细想想,发现没那么简单。一个朝代遭遇过都城被占领的大打击,怎么还可以复活,甚至存活的时间超过此前?这其实是中国历史中很特别的一段。这个过程中,政治与文化的互动,耐人寻味之处很多。

安禄山打进潼关,唐玄宗秘密仓皇出逃,留下的多数人,包括唐朝亲贵以及我们熟悉的诗人王维等,都曾归附安禄山,所谓“为贼所污者半天下”。

仇鹿鸣敏锐地指出,唐代舆论对这些曾经投降的“贰臣”明显带有同情,官方处理也从严厉转向从轻发落。甚至,唐代还没“贰臣”之称,这是《明史》中才定型的观念。后代却强调“忠臣不事二主”,其中的关键,在于“忠”的义务变化。

在唐代,忠并不是无限责任,而是一种有限度的认识。因此,一旦“君父”和“家国”发生冲突,国家并不总是第一位的。甚至,有人以保全家族为由,不追随皇帝离开都城,大家也觉得这个理由可以接受。反过来,对一些壮烈殉城的忠臣义士,当时的舆论也并不是一边倒地颂扬。有的意见就认为,如果不是军事统帅,败了可以走(“师败将奔,去之可也”)。比如名将张巡困守睢阳,导致人相食。睢阳城固然保全了,但也遭来了“为什么不保全人”的非议。

仇鹿鸣指出,“忠”这一观念,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。但是显然,直到宋代,“忠”才上升为士大夫的绝对道德律令。反观唐代伦理,对于忠君思想的强调远远不如宋代。这种观念的变化,其实体现了中国历史的深刻变迁,那就是,士大夫家族观念和门阀制度的消亡。

魏晋以来,门阀制度一直存在,这其实体现了儒家化国为家的智慧。乱世之中,王朝更迭,家族比王朝更持久,也更有组织力。

唐代的特殊性,其实就在于唐代是门阀政治与科举政治交替的时代。在唐代初年,山东士族颇以门第为傲。后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崛起,二者有对立,也有合作。随着科举制度的普及,门阀和亲贵不再垄断政治,不得不和寒门弟子共同构成唐代官僚集团。在这样的权力斗争中,皇权因此得到加强。不过,数百年的门阀制度,并没有马上随科举消亡。真正让门阀大族肉体消亡的,不是安禄山这种汉化外族,而恰恰是黄巢这样的本族流民。

随着门阀的消亡,科举新人崛起。门阀时代“做家门”成为过去,大家习惯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。于是,家族相对变得矮小,忠君思想开始上升,二者明显存在此消彼长。可以说,都是士大夫,但是人群和家世完全不同。门第,也失去了数百年的积淀和依傍。对于家族的责任,更多被对君主的忠诚所稀释。这是唐宋社会最大的变化之一。

门阀消亡,不仅是唐代,更是中国历史中最大的草蛇灰线。可惜当前没有太多更深入的论述。

“忠”的观念在长安尚且如此,在安禄山所在的河北就更是有限。安史之乱平定多年后,安禄山和史思明在当地还被当作“二圣”加以祭拜。更不用说,地方藩镇割据兴起,河朔三镇地位特殊,长期保持游离于中央之外的姿态。这段历史大家应该不陌生,侯孝贤电影《聂隐娘》的背景就有所涉及。

其中关键,其实在于唐代中央与地方的互动。可以说,长安与河北之间的政治对立,是中晚唐一个重要历史线索。最近的学术研究有不少强调藩镇的独立性,相比之下,仇鹿鸣更强调唐王朝对地方的控制。比如德政碑,这种巨大的纪念性石刻其实更带有政治景观的意义,其目的不仅仅是撰写德政,更是作为一种政治权威的象征物。例如何进滔德政碑高达12.55米,宽3.04米,厚1.04米,普通人根本看不清上面写了些什么,其意义就在于此。换言之,中央借德政碑来驾驭地方藩镇,而地方藩镇也借德政碑来获取合法性来源。

值得一提的是,《长安与河北之间》与学者李碧妍的《危机与重构》,可以彼此参考印证。
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19年第17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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